2、母亲——为中国前途而战的勇敢女人

母亲出生于1931年，在她出生以前的六年，外祖母独自住在沈阳义县，军阀送给给外祖母的一座豪宅里，六年里，军阀只去过两次，每次逗留一周左右，母亲的出生，使牢狱般生活的外祖母欣喜若狂，才觉得生活有了意义。后来，母亲随外祖母改嫁给一位满族医生，母亲幼年时受尽家族的歧视和侮辱，直到满族医生带着外祖母和母亲离开家族，过起了清贫快乐的生活。

母亲少年时代，锦州走马灯似的换政府。抗战结束了，日本人离开了锦州，苏联人来了，走了；中共来了，走了；国民党来了，伴随着混乱的统治，通货膨胀，黑市买卖，物品短缺等等，母亲开始靠近共产党，为马克思和列宁所勾画的共产主义远景所吸引，被毛泽东对农民、工人以及妇女的许诺激动得热血沸腾。

母亲的第一项任务是散发毛泽东《论联合政府》这类小册子和有关土地改革、共产党其他正常的传单，有一次散发给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手里，她把小册子塞进书包，就去市场买东西，在掏钱时不小心翻了出来，正好被特务看到。那位姑娘被抓了起来，死在酷刑下。很多人就这样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，母亲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她被抓，也将面临拷打和送命的危险，但她一点也不胆怯。

1947-1948年的冬季，经济形势每况愈下，抗议食品短缺和物价飞涨的游行示威此起彼落。乞丐满街都是，卖儿卖女多不胜数。教师们也食不果腹，一位老师吃了一块从街上捡来的肉，死于食物中毒。母亲已是女中学生自治会主席，她的共产党上司指示她为教师谋福利。她得知在一家豪华餐馆有个宴会，约有五十名官员携夫人参加，官员们乘着小车，马车和黄包车陆续到达，女人们穿戴得珠光宝气，极尽妖娆。母亲等宴会进入吃喝高潮，带领一百多个姑娘迅速进入餐厅。喧哗的宴会顿时鸦雀无声，母亲站到椅子上，不加修饰的深蓝色棉袍在华丽的绫罗绸缎中脱颖而出。她先简述了教师们的困境，然后说，“我们知道在座各位都是大方之士，肯定会慷慨解囊，以表爱心”。

军官和太太们尴尬至极，他们不想显得小气，又想尽快摆脱这些不速之客。姑娘们围着摆满山珍海味的桌子，挨个几下捐赠的数目。第二天上午就分头赶到各个军官家收取承诺的捐款。募集到的款子立即分配到教师手里，让他们在贬值之前赶快花掉。否则几小时之内，就可能一文不值。

1948年6月，国民党已经看出东北局面江河日下，开始打算撤出，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，于是鼓励师生向南方“流亡”，这些师生很多是从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北部逃出来的，共产党在那一带实行严厉的政策，许多地主被处死，小产业主被批斗，财产被没收，他们多出身富家，目睹家人受罪或自己遭殃，于是纷纷难逃。但是一船师生乘船到达天津时，发现既无食物又无住处，又不想听从国民党参军，于是在天津游行示威，军队开了枪，许多人受伤，数人中弹身亡。

消息传到锦州，母亲召集了七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会领袖开会，决定给天津的学生发声援电报，举行追悼会，会后再到警备司令部游行递交请愿书。就在他们开会的地点，被特务抓走了。母亲在司令部和邱司令针锋相对，拍桌子激烈地对吵。邱司令让他签悔过书和交代背后的共产党人，她拒不认错。

接着她被推进一间黑屋里，目睹一个上身被绑在柱子上，大腿被绑在凳子上的男人遭遇酷刑，母亲的脑袋里“嗡”得一声仿佛充满了血，仿佛听到了骨头的碎裂声。忽而她又被带到另一件屋子，一个男子被悬吊在房梁上，一个大汉从火盆里拿起一根顶端被烧成赤红色的铁棒，直烙向男人的胸膛。母亲听到一声可怕而短促的呻吟声和烙铁烧在皮肉伤的吱吱声，她没有尖声大叫或吓得昏倒。恐怖的场面在她内心深处产生的是强烈愤怒，而愤怒给她巨大的勇气，压倒了恐惧。

她又被带到了空旷的院子，和一个明显受过酷刑的人并排而立，几个士兵懒散地站在对面，端起步枪。一个士兵过来，用布条蒙住她的眼睛。她闭上了眼睛，做好了临死的准备。一声枪响，她没感到什么，约莫一分钟后，蒙眼布被去掉，发现身边的男人倒在地上。那位引她过来的军官眼神充满了惊讶，这个十七岁的姑娘竟然没有如他所想的吓傻了。母亲沉着的告诉他，她没什么可说的。

没有人再找她麻烦，也没受刑，几天之后她获释了。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营救她，外祖母和外祖父动员了一切特务关系，不少人写保证书，保证她不是共产党，只是年轻冲动。这一次看似轻松地逃过一劫，她的家世背景和国民党的渊源（后来，共产党占领锦州后，很多国民党的官员锒铛入狱，母亲曾为她的国民党朋友辩护并积极营救，被视为“同情敌人”）却为她后来遭受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。

作者笔下的母亲是一个勇敢有思想的女人，她出身富贵，有着生父“贼大胆”的精神，有着继父治病救人，兼济百姓的情怀。她也是个可爱的女人，向往快乐和自由，被当地的富商公子提亲，退还彩礼，提出先做“朋友”，这在当时也是极罕见的。交往中，她因对方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，弄错了《包法利夫人》的作者，顿感其的浅薄，好感便一落千丈。看来，她也是个文艺女青年呢。